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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大发百家乐
                                                                发稿时间:2020-09-17 13:57:07

                                                                中国驻美大使馆9月17日刊发《崔天凯大使应邀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对话鲍尔森”节目专访(实录)》。

                                                                据日本共同社16日报道,总体而言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政策使得日本经济维持良好势头,股市也从安倍晋三就任首相的2012年12月的约10000点升至20000点上方,平均收入增长。虽然全国的最低工资也有所提升,但城市和地方的差距扩大。此外还存在与母子家庭(指只有母亲和孩子,没有父亲的家庭)、老年人家庭(指空巢家庭)等贫富差距扩大的一面。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